税法推行之后,农民获得了一定的自由,同时也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,于社会进程是有益的。
但是一条鞭法依然是为封建上层社会服务,它也是在专业政权和地主之间的斗争中产生的。
所以一条鞭法即使有所改良,但依然跳脱不开土豪乡绅们的圈子。
以至于这种改良所达到的效果显得非常微弱。
而且当时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,那就是一条鞭法针对的仅是劳苦大众,那些地主却除外。
这是大部分王朝对乡绅士族的一种拉拢政策。
朝廷规定豪绅地主具有免除赋税的权利,不仅是他们的家人,就连府上的奴仆都是不用交税和服徭役的。
现在的东汉,就是如此,各地士家,皇室亲王,全部免税。
久而久之,贫富差距就开始凸显,有钱有闲的不用交税,反而累死累活的劳苦大众要被征税去养活整个国家。
这也导致百姓们怨声载道,如果收成好的话还勉强过日子,要是有个天灾人祸,那简直会被逼上绝路。
他们有些人手握着少量的土地,但却被巧取豪夺地征收税款,一年到头没得一顿饱饭。
他们宁愿将手里的土地献给乡绅们,去给他们当佃户,以此来逃避高额的赋税。
如此一来就陷入了恶性循环,朝廷能从农户手里收上来的赋税越来越少,导致国库一直亏空。
再加上有些农民被逼落草为寇,内忧外患之下,朝廷就连拨款镇压的钱财都没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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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巾起义就是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。
人头税这玩意还是清朝时,康熙优化的。
康熙五十二年,他颁下一道诏令:“滋生人丁永不加赋”。
即规定每户以当年的人口数来征收丁税,此后一直固定这个税额,即使家庭有新成员也不再增加。
这种方式具有划时代的意义,他废除了自西汉以来都要缴纳的“人头税”。
这样就给百姓减轻了极大的负担,此政策的成效就是雍正和乾隆时期人口突破到四亿,占世界人口的40%。
雍正时期,他在康熙的“永不加赋”政策基础上,面向全国推行“摊丁入亩”。
即彻底废除了“人头税”,改为征收田赋。
这样农民再也不用负担人丁的税收,自身轻松了很多。
政府清查各地的田亩进行上报,按照每户所占田亩的比例来均摊赋税。
最重要的是优待乡绅的政策到这里算是彻底结束了。
他们也跟其他农户一样,按照田亩的多寡来缴税。
这个政策的落地实施,可以说能让乡绅们集体跳脚,他们享受了很久的免税政策,到清朝不管用了。
不过对于广大劳苦大众来说是一件大喜事,那些田少和无田的农民负担就减轻很多。
随着“人头税”的废除,政府也不用整天盯着哪家哪户添了新丁,朝廷对户籍的控制就松了很多,从而解放了生产力。
一些农民或者手工业者可以自由地迁徙和出卖劳动力。
农民摆脱了人丁徭役的负担,不用再将自己捆绑在土地上。
民间社会流动人口也随之增加,进一步促进了商品市场的繁荣,盛世的由来就是如此。
摊丁入户,此举卸下了穷人身上的枷锁,同时也斩断了地方官员的生财之道。
各种巧立名目的罪行都会被严厉查处,对地主和贪官来说无疑是一种沉重的打击。
由此可见税收制度是国之根本,做得好就利国利民,做得不好便会成为国家的负担,最终引发了国内的暴乱,得不偿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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